5月26日，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学术论坛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盛大召开。该论坛由同济大学文科办公室、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和《学术月刊》杂志社协办。依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程名望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5JZD026）”，此次论坛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理论与政策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江波副校长、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程英副巡视员、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法规处方志权处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赵建德主任、同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诸大建教授等领导参加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院校的5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主题演讲由李实教授、罗楚亮教授、罗必良教授、冯帅章教授、马恒运教授和仇焕广教授等多名特聘教授担当，为200余名校内外师生呈现了一场“视角独特，工具扎实、思想碰撞”的学术盛宴。
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形成一个东西南北中的钻石结构。以上海为据点、向长三角辐射，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可以做有中国故事的理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教授提出新型城镇化要解决三个大问题，第一，2030年国家基本实现城市化与国家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要实现承诺就意味着城市化速度要降下来，那么农民工市民化就会遇到障碍。第二，新增三亿市民化的城市人口的公共服务如何来提供，能否通过公私合作的路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基础搞起来。第三，农民工应该进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还是进传统的中小城镇，或是有第三条道路？
过去一段时期，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有所改进，但是改进的幅度非常小。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指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除了户籍，还应看到进城后的农民工和城市原有居民相比存在着个人禀赋差距、平等权利缺失和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要突破这些障碍，应尽快实现统一的户籍制度，财政支出要根据常驻人口，人走到哪里财政就要跟到哪里，还要建立更加灵活的，适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农民工的平等权利的实现需要工会和组织。
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是指城乡要互相支持、融合发展。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从生产制度和交易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城镇化的发展中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交易方式及其交易平台的构建紧密关联，不能狭隘地研究是不是政府来提供，通过产权界定、产权赋权，然后进行有效的交易，构建良好的交易平台就可以实现公共物品的多元主体供给。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马恒运提出，农民问题是城乡问题，国家有文件明确城市要支持农村，各部门也都帮助农民致富、脱贫等，也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工程、补贴，这说明国家上下已经达成重视农村、农民的一个共识，但是让农民变成市民，不仅仅是户口，还需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能是农民市民化最重要的约束，农民市民化会导致有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造成新进城农民和原有市民的矛盾。
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也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应该是更多的地把农村和城市整合在一起考虑进行改革，城市与农村的改革联动，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确权等等改革联动在一起，才能够解决中国大问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冯帅章认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的副产品。流动人口子女经常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转换，流动儿童面临的是如何在城市上学问题，而留守儿童则是面临监护缺位问题，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庞大，留守儿童问题将长期存在。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要把流动儿童问题放在一起解决。上海对流动儿童的政策跟北京、广东等其他地方不一样，上海模式值得借鉴。
新型城镇化是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必须同时考虑城市问题和“三农”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仇焕广提出我国长期来说会把农业补贴政策转向农业保险政策，更多依赖于农业保险。在这方面，要区别大农户和小农户。农业保险中，大农户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建议发展一些新型农业保险，抑制农户的道德风险。而农业保险对小农户基本不发生作用，因此可以通过一些转移支付保障小农户的收入。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罗楚亮提出，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教育公平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他研究了我国城市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以及省份之间和省份内部的差异。研究认为我国的大学人群的比例总体在增加，而且增加的过程中，女性的比例相对优势越来越高。父母教育程度和工资对子女入学有重要影响，显示出教育的代际遗传效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海旺提出过去几年上海在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子女的教育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随着上海市要求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为基本条件，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相关问题政策的出台，流动子女教育面临着在各级各类学校入学机会减少，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人口调控的结果，背后是城乡福利政策安排的一系列原因。对此，他建议要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认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要建立合理的随迁子女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中央、教育部和市级政府要增加转移支付流动人口教育方面的投入；要多举措增强随迁子女获取入学条件的可能性，鼓励家长接受教育；继续扶持民办小学发展，容纳更多随迁子女入学；妥善解决随迁子女学前和初中后继续教育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根据随迁子女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如继续在上海接受职业教育。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程名望教授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效率和公平的双重呼唤。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配置将为中国经济迸发效率和财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农民工市民化还是社会公平问题，它的实质是城乡鸿沟的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实现平等。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有利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延续性。且长期看，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是一个二次分配过程，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教授指出当前社保缴费制度或者城镇基本职工保险加剧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大了人资资本比较低的员工和人力资本较高员工的工资差距。从公平考虑，政策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保，但是这并不一定改善他们的福利，有可能是下降，甚至对他当前工资的损失。因此，从政策上要降低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提高大家缴费的激励。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实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一个威胁，因为前者有政府补贴，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城乡居民养老。因此要在政策上鼓励更多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统筹账户的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在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时不能只转个人账户。
农民工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首先面临着就业问题。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庄晋财教授提出农民工创业最能够带动农民就业，农民工创业社会网络关系在老家，产业网络在城市，对于农民工创业而言，必须要实现双重网络嵌入才可以促进农民工创业成长。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也应重视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的提高。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乔光华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赵德余教授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他们指出研究新型城镇化问题，除了关注城镇化的路径和目标意外，还要回答城镇化的质量，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本次论坛的讨论从不同层面对论坛主题作了回答，从农民工本身到农民工子女教育，从就业、收入到公共服务社会物品的提供，全景式地展示了论坛主题下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学者从规范层面、实证层面以及政策设计层面探讨了在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既体现了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理论探索，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实践提供最直接的可操作的指导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