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建勋，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王盼盼，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登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制造业发展模式正经历巨大变革，中国制造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但是中国制造同时面临内外约束条件趋紧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任重而道远。为此，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的战略思想，推动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战略思想，推动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型升级；同时，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牛鼻子”，以改革创新助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而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着力点在于，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着力构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质量提升战略、品牌发展战略。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世界各国都在谋划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发达国家正加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和制造业布局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同时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引领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迫在眉睫。
近来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一直是学界、业界的重点热点话题，专家学者们已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研究，代表性研究综述如下：徐广林、林贡钦[1]和李金华[2]对照德国工业4.0研究分析了“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新思维。章立东 [3]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探讨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困难以及转型升级的路径建议。胡迟[4]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十二五”成效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对策。肖静华、毛蕴诗、谢康[5]在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智能制造体系理论框架下探讨了中国企业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路径。邵安菊[6]分析了“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发展对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积极意义。孙叶青[7]认为数字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是中国制造顺利转型升级的着眼点。栗洪武、赵艳 [8]和王宏飞 [9]则强调工匠精神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目前有关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研究比较丰富，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现有研究多是基于不同角度在战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困难、风险、挑战及对策等，缺乏宏观视野和战略高度，对未来引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历史跨越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思想还缺乏深入、系统和突破性研究。为此，本文侧重于宏观战略和顶层设计层面，在深入解析中国制造面临的内外约束条件及自身短板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型升级，以改革创新助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这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引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模式正经历巨大变革，中国制造迎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全球正出现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从生产手段上看，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将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从生产模式上看，柔性化、网络化、个性化生产将成为制造模式的新趋势；从生产组织上看，全球化、服务化、平台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方式。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也迎来了转型升级、由大到强、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也正面临着内外部约束条件趋紧的严峻挑战。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本土”战略，以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美国发展工业互联网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加紧部署发展智能制造，谋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继续占据领先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靠本国资源，以更低成本积极吸引和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同时，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一些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
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制造正面临着“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任重而道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第二，生产质量效益低下，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以国际上通行的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三个指标衡量，我国制造业在这些指标上面均远低于发达国家，质量效益方面差距很大；第三，制造业结构失衡。相比高端装备制造业取得的一些重大突破，我国在基础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制造、软件控制系统等基础制造领域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第四，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始终难以摆脱质量低劣的印象，信誉和形象难以提高，成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桎梏；第五，产品附加值不高，仍处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第六，制造业软实力不强。存在着创新资源开发和转化能力弱、企业管理水平不高、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生产方式变革的能力不足、制造业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升、工业精神和制造文明需要倡导等短板因素。第七，制造业产品市场环境恶劣，质次低价和假货泛滥问题严重，严重挫伤了制造业投资者积极性。第八，出口市场秩序混乱，低价恶性竞争严重。近年来中国企业低价恶性竞争越演越烈，制造业企业的自相残杀和损失严重。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但仍然存在诸多显著的瓶颈和短板，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任重而道远。
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战略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即以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为重点来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关键在于质量提升，质量的提升和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总体提升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不仅是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综合体现，更是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到强历史跨越的重要标志。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这“三大内涵”的转型升级步步深入、层层递进、相辅相成。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排在第一位，凸显了这一“转变”重要的基础性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占据了全球产业制高点；把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排在中间，因为质量提升一方面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首要前提，质量是品牌的基石，没有质量，就谈不上品牌；把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排在最后，是因为品牌发展离不开创新的支撑和质量的保障，品牌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的过程，如果前两个“转变”实现不了，产品向品牌的转变也就没有了实现基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是根本，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是保证，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归宿，要成功实现这“三大内涵”的转型升级，必须要有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要有顶层设计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
第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指导思想，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面对世界先进制造技术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努力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将中国制造业发展与全球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对接，借势借力，着眼长远，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进一步明确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努力突破瓶颈制约，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联动机制，努力实现中国制造提质增效、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
第二，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战略指导思想，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由“中国速度和数量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搞“一刀切”、刮“一阵风”，而是需要扎扎实实沿着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路径有序推进。要明确以下基本思路：一是坚持市场化导向。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充分尊重市场在转型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多运用市场手段，切忌拔苗助长、一哄而上；二是坚持法制化导向。加快构建适合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法制环境，要在完善法律环境、严格执法和依法办事等方面加快补短板；三是坚持国际化导向。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跨越，起点、定位和目标都要高，都要是国际高水平，要按照国际化竞争和国际领先的高标准高要求来打造“中国质量”、塑造质量优异的“中国品牌”，力戒闭门造车。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球化布局中国制造产业链，努力打造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中国品牌”。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牛鼻子”，以改革创新助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解决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应对中国制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关键要靠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实现历史性跨越是在新环境条件下制造资源的重新配置，只有从制度端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才能优化中国制造资源配置。而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市场体系，强化政策落地，继续推进政府“放、管、服”、“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等制度改革完善尤为重要。
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要政策着力点
（一）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着力构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
第一，加快政府“放管服”改革，以政府的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塑造中国制造的新优势，必须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政府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加快成长打开更大空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营造良好环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思路、组织结构、运营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努力建设制造业强国。既要有助提升大型骨干企业竞争力，又要助推中小微企业破茧成蝶，让他们在制造业升级发展中大展身手并带动更多就业，服务和监管都要适应这个要求。同时，要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这既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和提振国家竞争力，在新经济周期领跑全球市场的应有之义。
第二，深入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首要任务就是淘汰落后产能。要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限期退出，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主动退出产能，并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在淘汰一批落后产能的同时，大力推动应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在传统产业的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比如在能源产业中，可以将电动汽车的研发作为重点，以顺应未来能源消耗的方向；在纳米技术应用中，可以把汽车、化学、建筑、纺织等领域纳入到其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在服务业发展上，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施生产与服务一体化项目，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深入推进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医学诊疗设备等重大创新发展工程建设，扩大节能环保、信息惠民、卫星导航、智能制造、机器人研发应用等在传统行业的示范应用，抓紧在云计算、物联网、生物、电子商务等关键领域取得重点突破，进一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第三，加快金融改革，引导金融资本脱“虚”向“实”，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近年来，由于房地产暴利的畸形发展、某些金融行业超额利润，使得一些产业资本纷纷由制造业流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制造业投资严重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此，必须加快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支持、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脱“虚”向“实”，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投资下滑、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从而加快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二）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第一，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联动机制，完善中国制造业创新体系。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产业、企业、教育、科研等自成体系、条块分割的科技创新格局，导致了资源分散、机制不顺、协同创新的合力不够、驱动力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快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建立市场化的创新方向选择机制和鼓励创新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强力推进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应着力实施“四个一批”战略：即由国家牵头加快建设一批“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加强产业技术创新链的系统分析研究，科学制定制造业技术路线图和技术发展指南，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关键技术和主导设计的研发方向；加快建立一批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和创新激励保护机制；加快构建一批能迅速将知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商品的孵化基地；加快培养和集聚一批制造业的高端人才。
第二，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工厂，加速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世界“互联网+制造业”当前两个版本：一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导，从制造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融合，该版本方案需要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典型代表如德国“工业4.0”。另一种则是以互联网企业为主导，从互联网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如谷歌“Google for work”。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应选择从两端同时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对于部分技术密集型、大型制造企业，从制造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对于大量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从互联网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
智能制造是互联网和物联网对现代工业的颠覆和再造，无论是美国工业互联网还是德国工业4.0，其核心都是智能制造。推进智能制造是全球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必将是未来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将彻底改变“中国制造”的模式、质量、效率。推动智能制造，一要加快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与系统的开发和应用速度，要主动利用好中国智能制造庞大的市场需求，确立自主品牌主导的发展思路，把大力发展自主品牌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二要加强联合创新，解决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问题。培养出一批具有自我创新能力、能提供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三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智能化改造方案、充分利用金融政策以及加强人才培养等手段，引导推动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
第三，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提升高技能“工匠”人才的社会地位，大力培育和稳定职业技术人才队伍。坚持把专业技能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一方面，要加大高素质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进和培养，通过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等方式加强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其创新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加强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匠”队伍建设，努力提升高技能“工匠”人才的社会地位。中国制造业升级，不可能建立在以不稳定的农民工和临时工为基础的产业工人队伍基础上，需要掌握现代技术的高技能职业技术工人，因此要加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工匠”队伍建设。这方面，应该全面学习借鉴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开展“双轨制”职教模式试点示范等工作，重点提高技能人才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美学素养和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三）加快推进质量提升战略，实现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
第一，加快质量标准的国际化建设速度，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和市场监管，着力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假货泛滥、质量标准建设滞后、质量监管不到位、市场秩序混乱，不仅致使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野蛮生长、泛滥成灾，挤压了合法优质产品的市场空间，毒化了产品优质优价的生存土壤，严重挫伤了制造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力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最终导致国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缺乏信任。未来，要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加强对电商经营产品的质量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产品在网上有法外经营之地。要加快制造业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完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强相关产品质量的立法和执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制假售假企业，营造更加诚信的商业环境和信用环境，着力完善中国制造产品质量提升的社会环境，重建国内外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信任，实现中国制造由数量到质量的历史跨越。
第二，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产品出口市场秩序混乱、无序竞争和恶性压价的现象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突出短板，不仅使中国制造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还导致贸易摩擦加剧，国外对我国反倾销大量增加，更严重损害了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为此，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出口市场秩序，优化市场环境：一方面，整顿规范出口市场秩序，坚决制止一些企业不择手段恶性竞争的行为，引导企业建立良好的出口市场秩序。如根据国际反倾销标准，按照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制定出口产品最低控制价，限制出口企业搞低价倾销。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建立各专业性出口行业协会，按照一致对外的原则，加强行业组织协调，提高行业自律水平。同时，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反对不正当竞争，提高制造业出口的法治化水平。引导企业树立良性竞争、互利共赢、联合自强的意识，推动实现中国制造业出口更高程度的整合与组织协调，共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四）加快推进品牌发展战略，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第一，加强对中国制造品牌的扶持，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步入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只有这个国家的一批民族领袖品牌真正在全球崛起，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才会有本质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过程中，必须尽快让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摆脱廉价、低水平的品牌形象，这就需要本土民族品牌和领袖企业担当起更多责任，发挥品牌引领作用，为中国制造正名、争光。为此，要加强对中国制造品牌的扶持，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扶持、管理机制和法制保障，积极培育和扶植中国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培育知名品牌、完善品牌服务体系、推进品牌国际化，进而提高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第二，加强工业软实力的建设，以弘扬“工匠精神”为核心，提升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工业软实力，需要弘扬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要让“工匠精神”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取向，大力培育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要加强技术诀窍、传统工艺的传承，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氛围，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倡导合作精神和健康的竞争文化，鼓励制造企业组建产业创新联盟，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联合研发，健全利益分享机制；支持制造资源共享，探索网络协同制造、云制造等创新模式，促进专业化社会化分工协作。完善产业生态体系，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鼓励企业专注于比较优势领域，催生更多的隐形冠军。推动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中国设计、中国产品和中国服务；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进一步丰富中国工业文化的内涵，助力中国制造弯道超车。
第三，加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推广、引导和保护，拓展中国制造的创新发展空间和价值链延伸空间。今天，美国企业占60%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40%的创新才是技术创新。随着互联网发展和人工成本、原材料价格等成本的上涨，国内众多企业原先奉行的技术领先、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面对新的商业环境，仅从战略、营销、技术创新、组织行为等方面调整改善，越来越难以奏效，重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类企业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选择。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本质上就是创新设计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主要创新解决好思考三大问题：一是不断思考谁是你的“利益相关者”;二是要分析这些利益相关者“有什么价值可以交换”;三是如何设计共赢的“交易结构”。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短板需要补齐，一方面企业要加快提升完整的商业模式体系构建能力，包括企业和品牌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自由现金流结构和企业价值六个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引导、保护。1998年后，商业模式专利在美国被归入商业方法专利类，以软件工程为基础、和一定的技术有关是这类专利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政府对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授予专利等给予积极的鼓励与保护政策，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