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的战略部署，但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如何优选、确定和进一步完善设计“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框架？
2016年10月22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在我校举行。副校长吴志强、经管学院党委书记金福安，以及来自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等部门、大专院校，业界领袖和我校金融专业学位学生等200多位听众齐聚一堂。经管学院副院长阮青松主持会议。
吴志强致欢迎词，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就像中国城市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可惜肌肉长的特别快，神经系统却跟不上，这个神经系统是指管理的思想、文化和体制。中国金融监管也需要和城市管理一样，水平需要提升、管理要升级。期待今天的会议能够产生更多的智慧火花，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嘉宾们就金融市场发展、监管改革的逻辑和方案、监管框架改革路线图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和风险等进行深入探讨，并发表了精彩演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认为，金融风险永远是存在的，它是一个常态，如果没有任何风险暴露出来，意味着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平衡监管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管理风险，把风险全覆盖，更重要的是给金融创新留下空间，如果说某种监管约束着金融创新做大，那么这个国家的金融便没有了生命力；相反，需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新的业态出现，例如互联网金融。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表示，资本市场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两个方向一条主线。一个方向是价格改革，即流通体制改革；利率、汇率、发行体制改革。另一个方向是国企改革，即国企股份化；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总的来说，主线是行政体制改革。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王振营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是现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过度陈旧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需要重构金融体制，然后再回到考虑如何来设计监管体制的问题。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CEDA）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维多利亚大学特聘研究员（Rodney Maddock）罗德尼，莫达克表示，当前澳大利亚金融监管体系正面临两大主要变革：1、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如巴塞尔协议III）相契合；2、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这两点同样也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变革的方向。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表示，金融改革存在三个不确定，即监管的方案不确定、监管改革的风险不确定、监管改革的路线图施工图不确定。可行的改革方案是：以“央行+行为监管局”或“央行+审慎监管委员会+行为监管局”模式为参照，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实施。改革应该是先建新后撤旧。新的机构先要成立，先要制定法制，先有模拟运行，等他成熟了以后再接手一些业务。自贸区可以成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
通过本次论坛，嘉宾分享了很多真知灼见，为日后顺利推进和实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改革方案，实现新旧监管体制转换的无缝对接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对保障我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及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